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扶贫事业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什么是相对贫困，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我们采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绝对贫困”解决生存问题，

　　“相对贫困”解决发展问题

　　记者：什么是“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区别在哪里?

　　吕德文：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将来贫困都摘帽了，扶贫工作还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贫困问题在今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标准比较容易理解，就好比每一个人，他想要健康成长，需要摄入一定量的营养，这些营养，国际上有统一的标准，到了2020年，我们国家就要达到这个标准。

　　但是，“相对贫困”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因为社会存在分化，导致总有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营养摄入可能没问题，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处于落后状态，比如，受教育程度、体质的健康、就业的质量，等等。这就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相对贫困将是一个长期话题，未来扶贫工作的领域，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记者：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是“两不愁三保障”，那么解决相对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吕德文：相对贫困是一个和社会发展相关的话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相对”的标准也会不断变化。其实，在今天，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类似的差异，我们西部的深度贫困地区，还在为消除绝对贫困而奋斗，而东南部的省市，比如上海、江浙这一带，它们早就已经没有绝对贫困的问题了，最低生活保障已经完全兜底，它们最低生活保障的容量，甚至比中西部消除绝对贫困的容量还要大。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对贫困的标准。

　　对于中国来讲，解决相对贫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解决相对贫困可能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我们解决相对贫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不平等，也不是为了解决少数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的问题，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比较高质量的社会、高质量的生活。

　　所以说，社会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相对贫困的标准也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的经验，

　　在解决相对贫困中也将长期有效

　　记者：脱贫攻坚战给解决相对贫困留下了什么治理“法宝”吗?

　　吕德文：解决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实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操作上，它们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

　　为了解决绝对贫困，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几十年间，形成了很多长效机制，比如低保制度，就是典型的解决绝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还有对贫困人口教育的补助，医疗合作等一系列的社会兜底政策。在长效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精准地识别低保户，比如合作医疗怎么报销，这些制度都在解决绝对贫困的过程中，被不断完善了。

　　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长效制度的建设，而解决相对贫困，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攻坚战，也需要有长效机制的建设。而解决绝对贫困的制度建设，在2020年以后，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上，也将长期发挥作用。脱贫攻坚的制度建设，和将来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之间，是一个延续性的关系，在既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再继续推进。

　　解决相对贫困不是西方国家的“泛福利化”

　　记者：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西方社会的福利政策有何区别?

　　吕德文：我们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为了实现绝对的社会平均。我们要承认社会的发展是有差异化的，不能因为解决相对贫困，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泛福利化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解决相对贫困是一个发展政策，而不是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我们扶贫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通过给缺乏发展资源的一部分人口提供基本的保障，让他有能力在市场竞争里，自己获取发展机会，而不是说直接给他们提供不需要劳动的生活。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阶段，泛福利化的现象尤其需要警惕，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紧绷这根弦，社会才有发展的活力，人们才有动力去实现自我发展，社会资源才能够最大化的利用。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扶贫先扶志”。

　　记者：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中国不仅要消除绝对贫困，还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请问我们有怎样的优势?

　　吕德文：我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我们不容许有两极分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基础，这就决定我们所有的国民都要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第二，最重要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通过党的领导，可以将所有资源统筹合理安排，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大一统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我们解决相对贫困，和西方的治理经验完全不一样。西方主要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虽然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能够做的有限。而我们是一个有为政府，统筹能力特别强，持续性也比较强。比如，我们可以将一个安排纳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五年我要做什么，再过五年又要做什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我们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发展经济，为民服务，天天都在思考，怎么实现发展，怎么解决贫困人口。有为政府有内在的主动性，在我国脱贫攻坚里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中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长江日报记者李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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