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所说：科学成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仿制和跟踪不会有好结果。听到别人在某一领域获得重要进展时跟着上马，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要自己独立选题。

　　“创造”项目是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存在很高的风险，要允许不成功。但不成功时，也要给出此路不通或发现重大障碍等结果。

　　创造性研究需要宽松的环境，如果按工程项目来对待，科研人员的思维和活动被不必要的约束限制得死死的，要想获得成果就会难上加难。

　　Q：当前我国发表论文和授权专利数量已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创新”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可为何我国在生产领域仍然大而不强，科研领域原创性成果不多，大师级人才稀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基础差，投入少和人才缺乏。一般讲，这样的回答似乎没有错，我们应为改变这种状态继续努力。然而，近年来我国生产总值很高，科研投入已提高很多，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如1955年和1957年两次选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总共只有190人，而现在两院院士早已逾千人，尤其是我国有高级职称头衔的科研人员数量当前恐怕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科学水平的提高仍然缓慢。

　　参考消息曾经转载法新社的评论：“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新兴国家仍将是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旁观者”。像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科研条件不比我们好，但早就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可见，除了加大科研投入，改善科技基础设施外，还有一些人们尚未关注到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里我想先从对创新概念的理解谈起。“创新”包含“创造”(Creation)和“革新”(Innovation)两方面内容。按照辞海的注解：“创造”指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而“革新”指渐变性的改进，这两类“创新”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及国防力量的增强都具有重大的作用。“革新”收效快、更易实行，应该提倡与广泛开展。但如果缺乏创造性成果，就有可能出现前述问题。

　　不区分“创造”和“革新”的差异，用管理“革新”的方法对待“创造”，将制约创造性成果的产出。这就好比医生诊治脑血管病，首先要判断是血栓还是溢血，不加区分去治疗是十分危险的。科技项目性质不同，理应按其特征分类管理。仿制和跟踪性项目，是在别人开辟的道路上往前走。易于回答预期结果、技术路线、计划进度等问题。当然要挑选国际上已成功且应用成效显著的对象作为范本，如练字要选名家字帖一样。这些项目的目标要明确，修铁路不能造房子，修铁路短一寸也不行，要求全面完成任务。如果失败了，要追究责任。

　　但是，如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所说：科学成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仿制和跟踪不会有好结果。听到别人在某一领域获得重要进展时跟着上马，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要自己独立选题。“创造”项目是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存在很高的风险，要允许不成功。但不成功时，也要给出此路不通或发现重大障碍等结果。创造性研究需要宽松的环境，如果按工程项目来对待，科研人员的思维和活动被不必要的约束限制得死死的，要想获得成果就会难上加难。

　　Q：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习惯，这对于仿制和跟踪项目或许是有效的办法，给予高投入确实会产生明显的成效。但组建大兵团提供高额经费开展探索性研究(综合考察类除外)，真实效果恐怕未必好。那么应该如何扶持创造性项目呢?

　　科研选题往往决定项目的成败，选题既重要又难度极大。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各种性质的研究项目都喜欢发布非常具体的项目指南。有哪一位指南编写者有能力为创造性研究选定课题呢?勉强为之，还不如定个宽松的方向为好。指南中还一定要加上“其他”一项，以防将研究者好的构思拒之门外。丁肇中教授曾说过：“每一个发现都和最初的设想不一样”，这恐怕是创造性研究工作的一般规律。

　　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发现和发明与经费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因发现DNA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项目只用了几千美元。工作中并未添置复杂的现代化仪器设备，靠的是不盲从权威，“思人之未想、视人之未见、从人之未事、创人之未先”，突破此前主攻蛋白质的错误方向，抓住DNA这一揭开生命之谜的要害。

　　当前出现了“经费万能论”的先兆。大学和研究所评价教师和科研人员时，往往看谁争取经费多，谁就是英雄。科技进步奖的级别相当程度上也与经费挂钩。科研人员的绩效类工资(占比相当大)要靠项目经费支付，一线科研人员被迫花很多时间去争取项目和经费，导致他们投入研究工作的时间大幅度下降。虽然科研成果的获得与投入时间并非线性关系，但投入精力低于某一阈值，科研将一无所获。做研究要想获得好结果，就要下苦功夫。

　　同时，创造性工作风险高，挑选这类项目，我觉得不妨向农民学习，如种豆种棉花，一穴下几个种子，待生长过程中逐渐去劣留优。先施小量肥水，逐渐加大。而现在却常常先开评审会，选定后一下子给大量经费。这好像让农民未下种前就从种子里先挑出会出壮苗的种子，确实难能所为。在保持科研总投入的条件下，只要申请项目具有新意，不妨早期多立点项目，单项投入可稍微低一些，以求东方不亮西方亮。待显出亮光后再专项支持。对那些显示出有发展前景的团队应长期连续支持。稳定这些优秀团队，让他们集中精力专心钻研。这样做不仅对基础性研究有益，也有助于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的研制。

　　诚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确实比我们高，抱着虚心的态度向他们学习是有益的。但不能迷信盲从。不要因为基础差，就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有信心，钱学森告诉我们：“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成别人还没有做成功的事。”别人已经出了成果再跟着去做，难出重大成果。

　　Q：工作中遭到别人反对，甚至是强烈的反对时你该怎样对待?

　　听到好听的话，也许对身体健康有益，但难听的话才能真正提高你的修养水平和工作能力。别人反对你，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你真的错了，或者是你的思想超前得让人难以理解。前者提醒你赶快改正，后者则会鼓励你更加坚定前行。

　　当年JF12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激波风洞项目立项后，曾因有人坚决反对并向上级告状而使得该项目被停止执行时间长达一年多。但项目组经反复思考，认为该项目并无大错，于是尽力向财政部申辩后终获准恢复工作，而且经费也由4000万增至4600万。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做科研不要怕别人反对。

　　关于作者：

　　口述：俞鸿儒(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访问整理：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俞鸿儒，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学科基础研究需求，他几十年如一日，将国外同行认为不宜采用的爆轰驱动技术成功变成一种成熟和先进的技术。在他的指导下，利用反向爆轰驱动方法，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建成了JF12超大型高超声速激波风洞，被美国航空航天学会评价为“全球最大的能真正模拟高超声速飞行条件的激波风洞”，为我国重大工程项目的关键技术突破和高温气体动力学基础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试验手段。结合自己的激波风洞与空气动力学研究，俞鸿儒院士曾多次谈及他关于创新的独到见解，对我国重大创造性成果欠缺的原因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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