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赛先生，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必要的科学素质，也是无法实现善治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科学知识积累的数量与知识创新的速度。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科学知识的有效积累。在经济史学者看来，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并非由科学革命直接驱动，但也得益于欧洲长期的科学知识积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更是逐渐步入了一个以系统的组织方式来积累和创新知识的全新时代。这使得人类科学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消极模式变为积极模式，由个人创造改为组织创造，由偶然发现转向系统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系统的科学进步与知识创新主要依赖于三种方式：一是19世纪以来基础教育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逐渐普及，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低廉的教科书的流行;二是自洪堡在德国首创研究型大学以来，一流大学逐渐完成了从神学教育和博雅教育向前沿科学研究的转向;三是自德国西门子公司首创公司研发部门和设立实验室开始，一流大型公司和高科技创业公司成为人类技术革新的主要引领者。这样，基础教育和教科书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大学和公司成为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创新的组织载体。结果，人类从19世纪到20世纪迈向了一个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创新的时代。以最近20年为例，人类仅仅在计算机、移动通信与互联网领域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就是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无法想象的。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生产的知识，而且包括国家、制度、法律与治理的知识。如果说前一种知识是与直接创造财富有关的，那么后一种知识则是与使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有关的。实际上，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在一些国家，社会科学知识却容易受到忽视，但其实后一种知识同样重要。
一个国家即便有了“市场先生”、“法治先生”和“民主先生”，但倘若没有“科学先生”，该国仍然没有多少机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更无法成为人类文明新的创造中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通过教育普及已有的科学知识，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拓展“科学的边疆”，如何通过企业活动促成科学知识向产品与服务的转化，都是关键问题。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且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社会的科学精神仍然比较匮乏。从制度与政策层面看，如果说一国的科学进步主要取决于有效知识的积累、传播与创新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尚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首先，尽管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但中国国民的科学素质尚不能令人满意。其次，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重镇，因此大学体制是否合理极其重要。此外，政府过度介入科学研究——包括在科学研究领域确定评价标准、设立过多项目等——都可能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僚化与行政化的标准往往会取代真正的科学标准。政府还应该退出一般的科学研究评价领域，进行科学评价的恰当主体是国内外科学同行，而非政府机构或高级官员。特别值得提醒的是，政府试图左右社会科学研究的倾向也不值得提倡。最后，如果想让大型公司与高科技创业企业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主体，政府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对具体项目的资助和扶持，而是创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
总之，全球发展经验揭示的是现代化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同样，中国现代化也应该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市场先生”关系到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法治先生”关系到约束政府和社会规则，“民主先生”关系到公共部门治理的有效性，“科学先生”则关系到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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