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官德与政务诚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政府不信不立，只有取信于民，才能立于不败。政府讲诚信，获得民众的信用，才能令行禁止。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改革时代，诚信尤更重要，所谓“万善之首必曰信”。为政者若连起码的信用都没有，则其改革事业必败。《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者若不讲诚信，则民众将无所适从，政治会因失信而紊乱。所以我国自古立政就讲究诚信，《左传》有云：“失信不立”，“民保于信”。秦朝商鞅变法伊始，便着手取信于民，从而获得成功。

　　诚信是文明社会秩序建构的根本，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都对此有所论述。现代法治社会对诚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社会要诚信，则首先要求当政者讲诚信。我国改革三十多年特别是开放市场经济以来，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商业诚信，面对众多的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王海打假”一度大受国人关注。然而商业打假未济，毒奶粉、学术剽窃、司法不公、官员贪腐等恶性事故也层出不穷，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政府的诚信也大打折扣。诚信缺失成了我国改革进程中的突出问题!

　　政务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源头在权利追逐，古今都一样，这就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社会一旦开放，追逐利禄之徒就会不择手段，不讲廉耻，只求私利，不讲公德，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不足为怪。然而，为政者如果随波逐流，毫不自律，社会就将陆沉，所以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要求治人者自制。我国因改革而开放，今后还将更加开放，改革开放虽然问题多多，利弊互现，但改革既是兴利除弊之举，政府就不能寻租逐利，不能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而要“权为民所用”，否则改革就不会成功。

　　大变革时代是利益重组的时代，改革必然触及并切割各方利益，必然要向既得利益特权开刀，改革的对象其实首先就是政府自身。执政当局如果搞特权，讲部门利益，不能以身作则，又何以服众。庄子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如今“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民脂民膏被蛮横无理地挥霍，中央三令五申硬是减不下来，其实就典型地反映了政府的诚信缺失。官员财产公示搞了二十多年推行不了，也是政府诚信缺失的突出表现。如果说改革只改别人不改自己，又如何能“推诚心，布公道”?这样的改革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所以说建构诚信社会首先要求政府当政者诚信，兴利除弊首先要向当政者开刀，因为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前提。我国政府诚信欠缺的表现还有多种形式，如政务信息不公开，人事行政的暗箱操作，存在“跑官要官”;政策朝令夕改，中央定的惠农政策，有些地方基层干部阴奉阳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落不到实处;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领导不认账，县官不如现管，承诺办事却又不去兑现，干部渎职不作为;政府采购工程投标透明度不高，拉关系吃回扣，腐败丛生，等等。而越在地方基层诚信越差，以威权和诈术来推行政务。“无信患作”，使行政成本大为增加，效率低下，麻烦不断。高官贪污则是最大的不讲诚信，近年亿元大案频有揭露。如果贪污犯太多，那么政府还有何威信?

　　如何使各级政府和官员在政务活动中恪守诚信，循规蹈矩，不谋私利呢?光以道德自律是不够的，还须以法律来约束。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百度皆准于法”，失信违约贪赃枉法就要问责追究。而政府官员更要做表率，遵约重诺、守规合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此外，政府要取信于民，必须实行阳光政治、透明政治，做到政务公开，财务公开，依法行政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让民众放心。有宋朝人言：“诚信所感，触处皆通。”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和谐的保证，政务诚信能为民众接受，改革事业才能步步推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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