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郭建龙新书《盛世的崩塌》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这种史学观点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当时的太子)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内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朝堂内斗的历史渊源
朝堂内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着两大政治传统。其中一支是从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纯粹的汉族文化体系。
在秦和西汉时期，这个体系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内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安全感。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减少这种斗争对政权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权内部的权力制衡也增加了。
东汉末年制衡第一次失调，随之而来的崩溃造成了三国时代的混乱。西晋初期，晋武帝试图恢复内部的制衡，进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现了另一政治传统：由游牧民族带来的更加有活力却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马背之上和战争之中，他们对政治的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一窍不通，却个个能征善战，很快冲垮了西晋司马氏的重建工作，将秉持秦汉以来文雅平和的政治传统的人赶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军事征服和强力为特征的政治体系。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弱的政治传统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统治传统却居于强势。这种北方政治传统由北魏传给了西魏，又由西魏传给了隋，最后被唐所继承。
隋代时，开国势力依然以武将集团为主。而在王朝内部，不管是皇子之间还是大臣之间，必须靠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决定胜负。这种野蛮性是作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设的朝代，它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将北朝以来的杀伐气也继承下来。
唐高祖后期，三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没有能力控制三个儿子，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只能试图在其中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随着三个儿子斗争的显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没有人会遵循点到为止的方针，必然需要取得对方的性命，才能结束。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唐宋时代对比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时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时代做一个对比。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争吵的时代。如果宋仁宗实在忍受不了某个大臣，想杀了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祖宗(宋太祖)时就已经禁止杀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无法杀他，因为皇帝没有这个权力。
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惯例杀了这个大臣会怎么样呢?
首先，皇帝会遭到谏官的反对。谏官由于知道皇帝无法下旨杀自己，一个个以和皇帝吵架为荣。在谏官的鼓噪下，从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杀死大臣是不妥当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种遵守传统又互相制约的体系，让皇帝根本不会动杀死大臣的念头，最多将其革职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随着新旧党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已经到了亡国之际，才出现了少量杀大臣的例子。
但在唐代，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第三，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夸赞一番。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徵(太宗自己树立的直臣的榜样)，太宗也数次动过要杀死他的念头。
正是因为唐代缺乏对朝政中杀人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随便杀人，大臣和宗室之间胜者为王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内斗愈演愈烈。
唐朝的极致酷吏与内斗
在这种风气之下，唐太宗的儿子们也继承了和父辈一样的传统，在父亲还活着时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唐太宗作为一个仲裁者显得手忙脚乱，家庭事务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这种斗争更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混乱一直持续到了高宗时代。在太宗的儿子中，太子李承乾因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谋反而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因为争夺皇位被贬，齐王李佑被赐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蒋王李恽自杀，越王李贞因为反抗武则天被逼服毒自尽。
与皇帝的家庭悲剧相比，大臣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杀戮，还显得比较克制。为了表彰追随他打天下和夺权的功臣们，唐太宗在太极宫的凌烟阁中为二十四位功臣画了像，在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谋反罪杀掉了两个——侯君集和张亮。侯君集是因参与了太子的谋反而被杀。至于张亮谋反，更像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件。当人们告他谋反时，唐太宗面对无力的证据也选择相信，只是因为张亮的养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势力而无法制衡。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儿媳妇(也是太宗的嫔)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中国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当朝代建立后，恢复了和平，政府对民间的干扰不多，于是就会产生一次超级繁荣。但在超级繁荣时，官僚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却在加速，这种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税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阶层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无法管理基层的官僚队伍。
到这时，皇帝就会采取措施，对官僚阶层进行约束，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时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来重整官僚队伍，同时由于皇帝的集权动作，使得民间经济发展也放慢下来，产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这个经济收缩和集权的时期在汉代对应汉武帝时期，在唐代就对应武则天时期，而在清代则对应雍正时期。但是一个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时代又总是会结束的，皇帝的集权举措也会暂时退缩，于是就有了经济的再一次发展，这在唐代就对应唐玄宗的开元时期。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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