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像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在线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力图取而代之的时代，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他们的唾弃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辅车唇齿”、即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首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东亚的入侵。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才于 1885年发表《脱亚论》的。 “一切为了日本”，因为将此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管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日本政界和军部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作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的信念，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学者指出，他在 1915 年2 月 5 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近代日本其实从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进行考量。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的亚洲团结，其实质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通向终极目标途中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 1919 年才开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其实，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项，实际上都是证明着首先接受西欧价值观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当时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佬”开始普遍流行。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
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覆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 “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对后裔”一说进行反覆求证。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象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而换来祖国意味的思想，中国国民想证明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国民极大的愤怒。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