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城学校的前身为 1885 年设立的文武讲习馆，1886 年改名为成城学校，设立幼年科和青年科，成为日本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的一所预备学校，因此这里的学生都被要求进入日本陆军部队进行实习。在日本开始接受清国留学生以后，成城学校也开始接受预备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入学，而留学生要想从这里毕业，也要和日本学生一样到日本陆军部队中实习。但是由于 1903年发生的以下事件，在留日清国学生的精英层中，开始出现强烈的反日情绪。
这一年，成城学校一位刘姓的四川籍清国留学生，也按照规定进入日本陆军部队进行实习。而在这个部队中有一位西乡少佐，按照新闻报导的说法，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儿子。某日晚上，这位西乡少佐将刘姓留学生传呼到自己房间，用语言极尽侮辱：“你们支那人已经在日清(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败”“如此无之辈，如何能向我们陆军学习?”“到这里来还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玩弄而已?”然后就动手动脚，企图进行猥亵。刘姓留学生不甘受辱，夺门出，而西乡少佐居然又追到刘的房间。学校的留学生们在得知这件事后，向成城学校当局提出指控并进行抗议。然而接见留学生们的成城学校校长态度强硬，居然说道：“你们这些支那人总是拿退学来进行要挟，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屈服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虽然很重视这件报导，但是关于这件事情，他们却做出以下乐观的分析：“我们不认为报导属实，大约是清国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抱着中伤的目的，传话给(上海)当地友人，结果出现了这个新闻报导。但是对于类似事件，如果我们尝试对报馆进行干涉，反而不妙。”从日本总领事馆的这个意见中，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认识事件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注意到《苏报》的性质，也许就不会如此乐观。因为第一，《苏报》创始人的妻子为日本人，报纸自身也是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注册的，因此按照常规来看，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对日本进行诬蔑攻击。第二，在当时中国各地的报纸当中，《苏报》虽然以常常刊登激进言论而出名，被认为是倾向“革命”的报纸，但是它当时的“革命”的目标历来集中于“满洲”身上。考虑到以上两点，《苏报》中出现反日民族主义的言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本不应该是一个被忽视、轻视的倾向。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断言《苏报》刊登的新闻报导为清国留学生的“中伤”，不过是一种自我欺瞒。因为上述报导揭露出来的类似事件，不久之后再次发生。 1904 年 12 月 8 日，日本外务省次官 珍田舍己向日本陆军省次官石本新之发出“外务省机密送第 91 号、陆军省密受第 493 号”文件，这封文件又被陆军次官以“陆军省密发 331号”档转发给第三师团长，其中谈到：“现在第三师团兵营中的由清国派遣来的学生六名，于 22 日夜 11 时左右按照中队长、大尉佐藤弥太郎的命令，来到将校集会所集合。身带酒气的中队长，命令上述学生中庐金山一人留下，其余各自都回自己寝室，(中队长在其他人走)之后，对庐金山进行猥亵，尽管卢执意不从，但中队长却以上官之威企图强压对方就范。卢受到如此耻辱，无法忍耐，翌日清晨即向大队长密告事情经过，要求对其进行处分。”然而大队长并没有亲自调查，反而派金子中尉去到卢金山处命令其忍耐。卢金山对此表示不服，反被金子中尉斥为不服从命令而遭到责备。于是卢金山又向联队长申诉，提出不处分中队长自己就无法忍受继续呆在军营。谁知此次联队长派遣深见中尉前来，要求卢金山提交“退学申请”。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所发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然而我们注意到，该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加，中国国内也没有出现排日、反日的运动。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即使《取缔规程》源于清朝政府，留学生们却没有将此次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政府，即使在孙中山指出与清朝公使有关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留学生有甚么攻击非难清朝公使馆的举动。
革命史观中通常注定成为负面因素的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场由具有“革命”意识的留学生担任主角的运动中没有成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原因就在于留日学生们心中十分清楚，通过留学寻求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方法和手段这条他们正在实践的道路，不仅不是他们自己的发现，而且从头至尾就是由清朝政府精心设计和付出心血所铺垫的。问题还是出在日本社会之中，运动的发生与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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