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国家建设思想具有强烈的单一民族国家倾向，因此日本近代国家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膨胀”。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产生近代民族意识之际，日本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开始急剧膨胀，并且很快达到 1874年的“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即开始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地步。“台湾出兵”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向海外出兵，也是“最初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 这一事件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侵略扩张，而日本侵略扩张的矛头必然首先指向以中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
昔日的学生变成了今日的强敌，即使苦于财政枯竭的清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海防” “塞防”与之争，它说明日本的“台湾出兵”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当时清王朝官僚们的思想承受能力。塞防论主张收复在 1860 年代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财源用于充实海防力量上。不论是塞防论还是海防论，其代表性人物其实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双方都看到了遭受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在于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从而将国家的防卫重点放在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入侵的方向上。“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假想敌的思想。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证明了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仍然拘泥于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
然而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社会精英，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大多缺乏经营海洋的思想。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传统的中华世界是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具有“天圆地方”“四海之内”、等自然观的中国人，更愿意把海洋看作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如何抵御游牧民族 —“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历代王朝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要到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也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因为同时继承了中国王朝和北方民族的政治传统，却又更加强化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在内陆方面屡建“武功”并且扩大了国家领土范围的清王朝，一直断断续续地实行海禁，从未有将海洋也视作为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争相开始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加强海军力量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
日本出兵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孱弱的福建水师在 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后，清朝政府又着手建立新的海军力量。但是为了庆祝西太后的 60 岁寿辰，军舰购买计划被搁置，2,000 万两的海军军费被挪用到营造颐和园上。清王朝在国家防卫意识上对海洋的轻视，使得日本的海军力量终后来居上，并在1894 年的甲午战争大败清朝，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 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
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大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之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 1896 年所签订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迫使清朝政府承认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取得与欧美列强同等的权益。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起败给西洋列强各国来，败给昔日学生的日本并“割地赔款”，在精神上的打击显然更加沉重;1895 年 4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率领在北京的 1,300 名举子“公交车上书”，由此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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