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许多学者看到其中所具有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成分，认为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群体形象出现在民族救亡运动的第一线”的标志。 孙中山也于 1894 年 11 月在夏威夷组织起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使中国深临危机而痛感必须寻求变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路上来看，两者的性质却是一脉相承。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在日本诞生的反日民族主义
然而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精英们因此想到的不是与日本划清界限、永远与日本为敌，却是必须努力学习日本，发奋改造自己。从1896 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清朝政府向清国驻日公使馆派遣了 13 名留学生，通过时任清国驻日公使裕庚拜托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899 年清朝政府第二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被派遣的 40 名留学生中有 33 名学习军事，其中包括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毋庸赘言，其背景上同样有着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代表的、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经验的思想。此后，清国内逐渐出现留学日本的热潮，后人称之为“日本留学运动”。
简而言之，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留学日本的原因(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 、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 1905、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事实说明，为了尽快完成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清朝政府一直重视向日本学习，并积极派遣青年来日本留学。即使在日本出现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势力，清朝政府仍然没有听从废除留学的意见，反而拿出实际方针更加鼓励留学。因为清朝政府的这种态度，留日学生之中自然不乏大量出现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
然而，在这个时期大力鼓励清国青年留学日本，无论对于派遣留学生的清国，还是对于接受留学生的日本来说，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其原因在于，无论是 1896 年的第一次派遣，还是 1899 年的第二次派遣，事实上都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脱不开关系。而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社会中也开始出现歧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具有中国社会精英的意识，留学生们对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然会更加敏感，在受到歧视时的耻辱感也会倍加强烈。一边是祖国的殷殷期待，面前却是使心灵受到折磨的民族主义歧视的现实，这种强烈的耻辱感不仅让他们产生反日情绪，同时也逼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为甚么一个泱泱大国会受到一个“蕞尔小国”的歧视和压迫?身临其境所感受的残酷现实，逼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国政府本身的问题。清朝政府的呵护、日本政府的重视，自然也在强化着留日学生们的精英意识。然而，正是因为社会精英的日本留学，又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生长的土壤。而从入学那一刻起、其人生辉煌的前途就得到保障的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们，更是社会精英的自我意识因着受到刺激而转为民族主义意识的典型。1903 年 6 月 2 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其寄给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第 220 号公信中，夹寄了当时上海有名的中文报纸《苏报》的一篇新闻报导。 6 月 9 日，也就是收到信件不久，小村外务大臣就将这项新闻报导紧急转送给当时日本政府的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小田切万寿之助寄来的这项报导，内容是关于成城学校一位清国人留学生退学的问题。当然退学本身并不是甚么大事，问题在于报导提到的退学理由，很可能成为激起留学生反日情绪更加高涨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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